对管理功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历程，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要素的确立、管理的一般性和普适性知识体系的建立，再到具有哲学理论形态的“新管理主义”的出现，管理的功能从局限于为单个工业企业、单个行业经济的增长提供贡献，最后成为一般意义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新管理主义”是在商业企业管理中流行的一套管理哲学，主要包含如下几点核心观念：第一，社会进程的主要途径在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的持续增长；第二，这种生产能力的增长以“管理”功能对劳动力要素和复杂的信息技术、组织技术、物资形态商品的生产技术的有效组织为前提；因此，第三，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分离的和特殊的组织功能，在诸如计划、执行和衡量生产力的实质进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商业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高素质和职业化的管理者。为履行“关键作用”，管理者必须拥有合理的“管理权限”。 “新管理主义”的信条就是“让管理者来管理”，这是良好管理的基本准则。良好的管理可以消除繁文缛节，为人员提供高度的激励动机，使机构运作良好，有助于发现和消除浪费，有助于清楚表明资金的花费去向，将资源集中于最有效的领域，为国家复兴提供钥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管理主义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代理人理论（后两者与组织经济学理论相关）相联姻，形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新管理主义”(Neo-managerialism)运用于公共部门的结晶，它表明了公共行政正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

　　新管理主义关于管理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科学管理关于管理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如两者都强调管理的标准化、层级式的管理结构等。正是新管理主义和泰勒科学管理的这种一致性，波利特（Pollitt）认为，新管理主义代表了科学管理思想的回归，将新管理主义称为“新泰勒主义”。

　　当然，因为时代的变迁和面临的管理问题的变化，新管理主义与科学管理理论也呈现出重大的差别。如欧文·休斯指出，科学管理追求管理的“最佳方法”和唯一行动方案，新管理主义并未做出这样的假设，而是对于如何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方案选择给予了相当大的弹性；而且，与科学管理通过测量与评估来确定普遍适用的必须遵循的准则不同，新管理主义主要利用测量与评估来提供有关目标结果的信息。然而，在这些差别背后，两者对“管理”问题的关注是相通的。

　　根据新管理主义建立起来的新公共管理的理论认为，公共部门绩效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管理性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源于公共部门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内在弊端，另一方面公共部门特定的权力结构环境降低了管理者履行管理功能的能力。以新公共管理的眼光来看，公共部门由于特定的权力结构环境，面临着积重难返的管理困境。根据民主宪政原则建立的官僚制政府体系中，选举性的政治官员（权力源于人民）和中央控制机构如中央财政、预算、人事管理等掌握着集中的权力，而真正履行管理职能的管理者只有非常有限的管理权限，在实施管理权威方面要受制于细节详尽的财政预算规程、人事规则、采购制度、审计制度而丧失管理的灵活性，无法对变化的环境或者顾客需求做出回应。正如英国效率小组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过程中所发现的那样，“公务员招募、解雇、晋升、薪酬、工作时间、安置、分类、工作组织以及IT（信息技术）的使用等，都不在各个层次上多数管理者的控制之列”，政策或政治性官员根本不关心或者不懂得管理，而大多数管理者又处于命令链的下端，缺乏对组织进行有效管理所必须的权威和灵活性。这种现状与新管理主义所倡导的“让管理者来管理”的信条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来审视，公共部门的低效率和不尽人意的绩效水平，在本质上是一个低劣的管理问题，政府改革就更多的是管理层面的改革。撒切尔夫人所推动的“雷纳效率评审”改革（1980年）、财政管理创新方案（1982年）和“下一步行动方案”（1988年），在西方政府改革中普遍采用的半自主性和公司化的“执行机构”（组织结构层次），以及在财政、预算、人事、采购和审计等领域内实施的解除规制改革（deregulation）,其核心就是采用新的管理技术和方法，解放被传统行政制度压抑的管理能量。对于这一点，国内学者的认识似乎存在一些偏差，正如周志忍所指出的那样，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侧重点是管理层次，主要是新的管理原则、新技术、新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而我国学术界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注意，反而对西方行政改革中组织结构的改革给予了超常的关注。

　　综上所述，新公共管理从“管理”的角度来诊断公共部门的问题和进行的管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中“管理”传统的再现和发扬，使以隐蔽形式存在的“管理”传统凸显出来，并表现为高级的理论形态。新公共管理认为公共管理人员是高度专业化的和通晓如何管理的掌握着信息的个人，因此，新公共管理倾向于认为公共官僚制的不良绩效不是缺乏管理能力和不履行职责的结果，而是“坏制度”的结果，是繁冗笨重和不必要的规则、规制及其他约束严重束缚管理权威和管理能力的结果。由于公共管理人员是“被制度束缚的人”，因此，为改进公共官僚制的绩效，改革策略的设计就必须能够让管理者从政府繁文缛节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政治家和其他人必须“让管理者来管理”，因此，需要解除规制和放权，使管理过程如预算、人事、采购等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