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简单回顾----精英之路

    我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之所以出现了10%以上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那一时代中国的发展是大多数人的发展，譬如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国有企业蓬蓬勃勃，而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发展便进入了少数人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内部的生产力受到了外来力量的冲击，90年代中期之后，乡镇企业大批倒闭，在外部商品的竞争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由此导致我国第一阶段的工业化运动宣布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外资的大批涌入，进一步抑制内部的传统工业，城市的国有企业纷纷垮台，在这种毫无保护的发展下，只是沿海一部分地区发展发达起来了，内陆一大片遭到抑制，因此，90年代后期经济速度上不去便是自然的。

    在遭受外来商品冲击的同时，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思想也在经受外来思想和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大的结果是对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的放弃，官员和国企领导们要更多地考虑自己的私利。在这种思想文化冲击下，一批国有企业跨掉了，一批国企最终落入私人之手。所以，90年代国有企业的不景气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内因，厂长经理和共产党的官员们不愿干了，不愿再为人民服务，而是要为自己服务，贪污腐败，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和糟蹋国有企业；第二是由于外来商品和技术的冲击，沿海地区的一些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了，结果也挤垮了内地一些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层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主要采取这样一些措施：1，加快所有制的改革，将地市一级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满足第一生产力即经济精英的要求。2，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快速度进入WTO，继续向外商实施优惠政策，靠外力维持经济繁荣。3，发行国债拉动经济，其目标是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以上。4，加大了政府间反腐败惩治力度。

   现在回过头来看所走过的路，左冲右突的结果，使中国终于走上了一条满足精英要求的工业化道路，一条为精英发展服务的道路，也就是市场经济。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中国20年来的许多经济行为都是为精英服务的。应当承认，市场经济是精英发挥的经济，但市场经济国家有民主政治来加以平衡和调节，有工会劳工组织及其代表集团相制约。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具备这种力量平衡功能，因此，中国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要是走上精英发展之路，其政治机制便能将精英经济放大到极限。

    中国的精英经济也就是官府经济，中国经济的服务目标主要是庞大的官府体系，主要是来自政府的需求。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臃肿而腐败的政府机构，政府消费和官员群体消费是社会消费的主体，因此，中国社会每年的产出主要是为庞大的上层建筑服务的，创造出的财富大多是被政府体系消费掉的。中国的税收比例在GDP中约占15-20%，加上各种乱收费和非法的黑色收入，中国的政府开支和官员群体收入约占GDP的30-35%。也就是说占人口比例大约2%的官员及干部阶层消费着中国35%左右的财富。因此，这批人的消费能力往往可以与普通民众拉开巨大的差距。

    在中国，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地区，却能看到有人坐着美国的卡迪莱克高级轿车来回奔走，与周围的景象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一个并不富裕的乡镇，却冒出一座豪华的办公大楼。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政府及官员及经济精英消费服务的，这也造就了中国工业化的特点。以汽车工业为例，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汽车基本上是官员的消费品，所以，也就形成了中国汽车工业和汽车这种商品的特点----超越大众消费水平。寻着这一思路去考察，可以看到中国工业结构中很多官府经济的痕迹，许多工业部门是为官府经济服务的。

    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十几年的寻租和资本积累，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已积攒下足够大的消费能力，奢侈消费足以带动部分产业的结构升级换代。为了满足这部分奢侈[相对而言]消费，中国有着强烈的外向型需求。外向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精英经济的需求，也满足了精英消费的需求。但是，这种产业结构却与国内的普通社会大众来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历史都是精英与人民大众博弈的结果。精英的力量与普通民众的力量此消彼长。在当代中国，个人的力量曾在建国后一度被严重窒息，改革开放后，精英的力量开始反弹，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成为社会明星，精英们的意志开始左右社会。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精英力量太强便可能使社会重新走向另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非民主的政治制度，普通民众缺少与精英博弈的制度手段。在这种国体下进行工业化发展，其工业化内涵必然带有许多精英经济的特征。

   由于中国的这一波工业化是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起步的，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实现突围，需要市场经济思想观念来突破传统观念，但这场历史的矫正总要有分寸，不能过度。中国的改革不仅要满足精英们的要求，还要满足普通人民的要求。今天已经是轮到我们反思的时刻了----中国是否还要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保障中国的下一步发展？

   在这里，我们要认清精英经济的危害。第一，在中国的国情下，精英经济将导致相当多的资金被搁置不用，成为死资本。第二，精英经济必然导致许多资源外流，譬如近些年里国内兴起的送子女出国留学热、出国旅游热和出国迁居热，这些海外消费加上大量灰色资本外流，必然减弱国内的经济动力，影响国内的经济增长。第三，精英经济必然有着大量的外部需求，因此精英经济必然有着强烈的外向化要求，由此导致本国的产业结构畸变。所以，一个国家要尽量避免出现不平衡的两极分化和两极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发展中国家非均衡的国内发展其结果就是使资源外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怎能不失去增长动力呢？

二、强制性增长无疑于拔苗助长

    自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为了维持基本的经济增长，不得不实施了“强制性”的增长方式。上面讲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用政治行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靠发行货币来提高速度，90年代后期以来的第二个阶段基本手段是发行国债和引进外资。

    与正常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近年来8%的超高临界增长率可以说是一种“强制型增长”（Forced Growth）。所谓的“强制”是指这种增长有着非经济的驱动力和保障条件，是政府驱动型的经济增长。 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存在“强制型增长”，但那时的执行机制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强制型增长”通过经济计划指标的下达、执行、考核来实现。那时执行计划指标主要还是经济行为，各级官员的升迁更多地与政治上的“正确性”挂钩，而较少与超额完成经济计划指标的百分比挂钩。但在今天，官员政绩的指标已完全以经济成就为主。其结果，“强制型增长”的实现机制更强了。

    在民主国家，经济增长不良只会导致内阁变动或执政党更替，但一般不会影响到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为民主制度不需要靠经济增长率来为其制度的合法性正名。而中国这样的政治集权体制则不同，由于经济改革严重动摇了正统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并连带着削弱了原来奠定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回避政治改革的单纯市场化策略不可避免地把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经济化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执政党的能力与合法性的检验尺度，并成了官员升迁的尺度。追求经济发展，成了党的唯一目标。

      在这种“强制型增长”机制下，各级政府从上而下行动起来，千方百计求发展。但仅靠中国自身的能量和资源达不到8%以上的高度怎么办？就只有大力引进外资，不管外资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有什么影响，能暂时增加经济增长就行。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都给自己的官员制定了死任务，每年必须完成一定的招商引资数额。中国的引进外资之所以叫得这么响，就是在这种政治需求下产生的。

      这种对GDP的追求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是依靠内部力量，这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主要做法，主要是靠国家银行贷款，结果钱发多了，在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先后出现了两次高通货膨胀，银行也出现了大量的呆帐坏帐，于是经济速度不得不放慢了下来。第二阶段是90年代后半期至今，主要方法是依靠外资，让外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用谁的钱，只要能把经济增速达到高速度就行。

       这种间接推动增长的方法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一样都是为了刺激需求；但两者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着眼于具体的计划或项目，而中国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却以达到锁定的8％经济增长率为目标，财政性投资的必要数量往往是根据实现预设经济增长目标而倒算出来的。用国家计委的“行话”来说，就是“先定盘子，再定项目”。

      无论是用直接还是间接的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驱动机制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追求速效，而忽视增长的长期效果，不愿意努力解决对短期内的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其结果是，虽然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目标兑现了，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很可能会采取竭泽而渔之类的措施，或者过多过早地耗尽了可供未来使用的资源（例如财政过量发行国债），或者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及无效使用，或者硬性制造出某些不真实的“需求热点”（如“假日经济”、“教育产业化”）。这样的经济增长路径往往不一定真对经济发展有利，甚至可能损害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特别是这种不择手段追求速度的做法已经给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带来了严重的扭曲。

三、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当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70%以上时尤其如此。对于许多中国农民来说，高科技是一种奢侈，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必须从低科技入手。如果一上来就搞高科技和高档化的产品，那就无疑将一大批人与工业化进程割断。中国的乡镇企业之所以未能很好的延续，主要是在这种错误的“高科技”赶超战略影响下，以及沿海外来工业的冲击，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外，中国的乡镇企业之所以难以得以延续，体制的弊端也是一大原因，计划经济下的城乡二元分割得不到打破，农民没有迁徙的自由，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和传统的身份桎梏束缚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下，中国内生的工业化运动不能不遭到夭折。回顾20多年走过的道路，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中国在自己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并未忘记排斥农民。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存在着技术资本与劳动力尖锐的矛盾。片面强调机械化和自动化，便要排挤和淘汰人工。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在大量进口机械设备、提高自动化程度之后，大批劳工便失去了就业岗位。人工劳动力的闲置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我国这些年来既然生产出了这么多的人口，如果闲置不用，而去花钱买机器，实际是种浪费。非常矛盾的现象是：我国一面大量进口外国机器设备，淘汰劳动力，一面迫不及待地靠引进外资为闲置劳动力寻找就业出路。但外资出口加工业仅仅解决了一小部分人的劳动就业，不能根本解决国内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这就是过早提升产业结构的结果。

    90年代后，一大批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农民再次退出工业化的进程。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农民务农已入不敷出，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4年下降。这说明失去工业化支撑的农业已不可能再带动经济增长了。

    于是，一些学者针对农村经济严重萧条的局面提出要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尽快转移更多的富余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但他们很少提及，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前提是城市工业和以此为依托的第三产业的顺利发展。没有工业化方面的长足进展，第三产业的生长空间是有限的，农民进了城也难以维生。

    但工业从何而来？中国存在的问题是：是为城市高等居民建工厂，还是为农村居民建工厂？为了精英的需求，中国不顾国情迫不及待地大搞产业升级换代。其主要手法就是大量进口外国设备和技术，由此替代掉一批国内旧生产力，经过这种调整，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可以走上国际市场。但这些产品距离农民更远，距离穷人更远。特别是它们还是一代无“心”产品，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外国。

   随着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越来越普及，最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扩大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甚至有人开始谈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那么，过去10年来，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发展究竟如何呢？

      观察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可以看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比重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自从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后，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经历了“马鞍型”变化，即先降后升。由于改革前第三产业受到遏制，改革的第一个10年中第三产业有恢复性发展，它在GDP中的比重相对上升，而工业的比重则相对下降，一直到90年代末工业的比重才回升到80年代初的水平。所以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用这个指标观察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适当。

      另一个观察工业化进展的指标是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这个指标的含义比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更确切，它反映的工业化程度不受原材料工业规模大小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公司在各国所设工厂并不一定融入各国自身的工业体系，为了解由本国企业构成的工业化进展，应该区分制造业当中的外资和本国企业。9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之一就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这就尤其有必要区份外资参与下的工业化与本国工业企业自身的发展。

    中国本国工业企业的产出主要来自财务上独立核算、达到基本生产规模的正规企业，其余部份则来自非正规的工业生产组织。后者是指经营上不独立，附属于商业机构、学校、机关的小型工业生产车间，还包括乡村里的作坊型小型简单工业，它们通常技术设备和工艺都很简单，雇员很少，生产规模非常小。中国的工业统计制度对正规和非正规的工业生产活动有严格的区分，显然，这两类工业生产活动对工业化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下文将前一类工业称为“正规制造业”，而将后一类工业称为“非正规制造业”。按照以上分类，笔者分析了中国90年代各年工业增加值的结构，结果发现了令人十分惊讶的结论（见表1）。

表1：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

年份 外商港台企业比重A 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B  本国正规制造业比重C 非正规制造业比重D 工业化程度E
1992 5.5 26.9 42.1 25.5 18.4
1994 8.5 26.6 40.8 24.1 20.4
1996 9.8 21.5 30.7 38.0 17.4
1998 12.2 20.1 25.9 41.8 16.2
2000 15.4 22.3 26.5 35.8 18.5

    数据来源：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1998年以前外商港台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1998年以后取自“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计算说明：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A、B、C、D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100％。E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商港台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得。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显然，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大批破产、近年来乡镇工业企业大批停产倒闭对正规制造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如果以本国正规制造业和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之和来度量工业化程度（见表1的E栏），可以发现整个90年代里从规模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不少学者强调，国民经济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已大大超过国有部门的比重。似乎只要非国有部门取代国有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畅通无阻的大道。实际上所有制方面的变化本身根本说明不了产业结构是否进步了。

    在这里需要反思这些年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国有企业低效率和低效益到底是体制的因素造成的，还是由于内部腐败和外部冲击造成的？由于这些年里我们的眼光只盯住了体制，对国有企业几乎持一种敌视感，将国有企业的问题一股脑地都归咎于所有制问题，于是加快了私有化的步伐，将地市县一级的国有企业一股脑地全卖光。现在回过头来看，象东北等地传统国有企业如果没有外部冲击是不会这么快垮掉的。一些企业即使实行了私有化，也并未出现好转。

   总起来看，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利有弊，利在于提升了中国产业结构，开拓了国际市场，弊在于引狼入室，自我淘汰，原想制造鳗鱼效应，结果一部分活了，大多数死去了。更主要的是，产业结构升级之后，商家和厂家纷纷围绕着有钱消费阶层转，产品高档化，低档产品无人生产，普通消费者买不到合适的产品。社会阶层在贫富分化，产品档次也在贫富分化。

四、生吞活剥引进外资恰恰抑制了中国工业化动力，

关注中国的两个“替代效应”

       以上观察可以发现一系列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替代效应”。首先，大规模引进外资并未有效改善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素质，实际上只是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这说明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本国正规制造业的升级和壮大。这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此类国家成功的工业发展模式都表现为本国制造业素质和规模随着引进外资以及与外资合作而迅速扩大，最终出现了外资工业与本国制造业相互扶持共同繁荣的局面，其工业化程度也因此而迅速提高。但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外资替代效应”却导致工业化的步伐徘徊不前。

      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由于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无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即便是在员工素质和信息等基础条件较好的上海也不例外。

      这种“外资替代效应”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外资的过分依赖。由于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萎缩趋势非常明显，如果今后引进外资的速度放慢，中国将出现工业化程度下降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态势，这对一个失业压力极其沉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个“替代效应”是指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任何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而中国的情形却是“主角”被“配角”替代了，原本应该是“主角”的正规制造业变成了工业增长的“配角”。以经济增长率较高的1996年和1997年为例，1996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3,798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占四成，非正规工业的贡献占六成；1997年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加了2,010亿元，其中本国正规制造业的贡献只占四分之一，非正规工业却占四分之三，尽管这数字不太准确，因为非正规工业的统计中含有更多的水分。

      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和胡认为，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成长与工业化过程加快有关。但这一判断可能不适用于90年代，因为90年代工业增长中弱质辅助型生产“喧宾夺主”的替代效应说明发生了反常现象。如果非正规工业的活跃与正规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同步，这是良性而正常的；如果正规制造业处于相对萎缩中，而工业增长的“主角”由附加值很低而技术工艺简单的非正规工业来代替，这种反常的状态说明本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弱化了。因此，很难说90年代中国政府对本国工业企业的政策是成功的。

    以上述的两个替代效应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对需求结构以及经济的增长潜力有重大影响。它表明，90年代的工业增长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首先，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而这些人过去恰恰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城市居民中与工业部门有关的相当大部份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明显恶化而无法改善。其次，外资进出口加工企业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另一些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并不需要大量雇用被本国正规制造业解雇的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这样工业生产上的“外资替代效应”就不会产生就业机会上的类似效果。

    根据最新的报导，已经在广东经营了若干年的不少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还打算西迁，以便利用内地省份非熟练工更低的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这种趋势说明，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徵决定了其雇用员工的工资将长期停留在最低水平上，其西迁行动将逐渐消减沿海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再次，尽管从事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人数可能比90年代初增加了，但以非熟练工，低工资工人为主。当工业增长的很大部份来源于这种简单型工业生产活动时，对熟练技工和技术人员的需求是很小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年来技术工人在中国悄无声息的原因，为什么许多技术学校纷纷关门改行的原因。

    最后，对服务业的需求也低档化了，服务于现代工业的那些第三产业部门不易扩张，大批涌进服务业的劳动力只能挤在商业和餐饮、社会服务等低工资行业，但“这些领域的产值比重并没有上升，甚至有所减少。……在这些产业内部，人均收入水平是趋于下降的”，而“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领域就业人口的增长并不显著，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

    曾有学者比较过当今中国工人与农民的工作复杂程度，测量结果是很明显的，农民种田所需要的知识远比一些工厂工人的工作所需要得多。当今沿海一些加工企业的打工仔所干的工作只是简单的手脚动作。这种工作已经把中国工人异化成简单的不用大脑的机械。这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典型的“弱质化”和“弱智化”。西方国家正是把这种最低智商的工作分工给中国，在中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分工的同时，所带来的是国民素质整体退步。

      由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不对应，所以中国城市里出现了持续性失业高峰。2001年中国的城镇就业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3.6％；2002年城镇就业劳动力人数又进一步下降；城市职工中整体上不在岗的人数超过2000万。在失业高峰状态下，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即已有的就业岗位中低工资职位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对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工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相对萎缩，因此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的中国，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却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从1999年开始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总体上供过于求的状况。由于工业化的相对停滞，消费需求的相对萎缩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将不会是暂时现象。

五、中国强权政治下经济增长和资本集中的特点

    中国经济目前不仅因产业结构畸形而陷入困境，还将因财富的非均衡分布而出现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所做出那些判断，这就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当剩余利润大多落入少数人之手，劳动者缺乏消费能力，社会的生产动力便会减弱，经济增长难以上升便是自然而然的。目前，中国的资本集中[capital formation]特点值得关注。

     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说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强权政治下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的特点是权力帮助资本攫取利润，或者权力直接参与资本的集中。这种发展，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体制，但未改变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体制。因此，资本的发展与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往往是以剥夺或抑制一部分人、扶持另一部分人的方式进行的。哪些人能获得发展由政府说了算。

    在民主制的市场经济下，资本的集中或者说利润的获得主要靠的是产品的技术和质量优势，靠得是市场的垄断。而在中国这种体制下，资本的集中往往靠权力的参与。例如上海的房地产业暴露出的周政毅案，是资本与政府合谋攫取利润的典型，更有很多地方所采取的手段简直是赤裸裸的剥夺。

    例如新闻媒体最近暴露出来的“坑农大案”，四川省自贡市红旗乡、凤凰乡地处城乡结合部，农民种粮食蔬菜加上副业，人均年收入达2000元，较为富裕。1993年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未征求农民意见和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廉价征用这里10平方公里土地，18岁至40岁的农民一次性发给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的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到了1997年，开发区里的原住农民又失去祖辈聚居的住房，3万多农民的生存成了问题。农民依法维权，从市里告到省里，又告到北京，所涉及到的各级法院和各级政府部门均不予受理。在8年的漫漫上访告状路上，事态一无进展，失地、失房、失业的农民苦不堪言，其生存状况每况愈下。[详情请见大军经济观察网《坑农大案考验三个代表》一文。]

    这种情况无疑于中国封建时代大地主豪强巧取豪夺式的土地兼并，使人不由得想起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这就是中国资本集中的一种手段，直接剥夺农民。上海市静安区拆迁居民不忍这种豪夺，奋起反抗，一纸诉状告倒了本市首富，这是中国民众反抗豪强掠夺的壮举。问题是中国还有大批被剥夺财产的普通人民仍在忍气吞声，四川自贡市两个乡的农民在有中央电视台报道和撑腰的情况下，仍然有理难申，说明中国地方政府的强权恶霸行为已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在司法不公的情况下，中国怎能实现公平的平等的发展！在中国的农村地区，90年代以来，政府对农民的盘剥用横征暴敛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这就是朱总理在98年上台时说的，民怨沸腾。

    加上经济重心向沿海向城市倾斜，一大批农民便被抛弃，被甩离了工业化的进程。这导致国内消费市场十分有限，大批城乡普通人民对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没有消费能力，国内厂家只好寻求国外市场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如此热衷出口，如此热衷外向型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不能不出现断裂。

     一个国家的工业结构和产品构成如何，只需看一下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就可以知道。只要这个国家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这个国家的工业结构必然产生极大的分化，其产品结构也分为富人型和穷人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必然受这种社会结构影响，一部分产业结构在提升，另一部分在弱化。适应大众化发展的工业结构在弱化，适应少数[城市人]发展的工业结构在强化。这就是中国工业发展不均衡的主要表现。

    另一种资本的集中是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造，在没有几年的时间内，省地市以下的国有企业已经私有化完毕，数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悄无声息地集中到少数个人手中。新的资本代表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力军，政府仰仗的主力军，并且是中国共产党新的代表者。

    在这种不动声色的演变过程中，中国资本集中的最大特色是官商勾结。由公有制到私有制，政府都是资本坚决的代表，也是资本集中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事实证明，没有民主法治保障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只会走上历史上强豪兼并的老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周而复始地循环着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的财富聚散演变史。今天的中国又在重走一条新型的资本集中道路。并且，这种新型资本集中的方式从内部转移到外部，外国资本与内部资本联合起来共同赚取垄断利润。

    汽车领域的发展便是典型。20年间，在重重管制之下，中国的汽车行业完全成为一个官方垄断的市场，德国大众公司的参与使外商在中国的垄断市场上攫取了大量的投资利润。限制自己的内部企业不让发展，只让三大汽车厂发展，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垄断行为，再加上外资的进入，那就成了内外勾结合伙赚取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利润。十几年里， 德国大众公司从中国赚走了多少钱？谁敢透露这一数字？如果将数字暴露给社会，政府就要背上卖国贼的骂名。

    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用多少年，国有资产将被瓜分干净。20多年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私有化成功。原先全国人民共同拥有的财产最后将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这种经济增长与人民大众追求的结果实际上是相反的。因此，这种表面上的增长与发展可能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以农村为例，土地至今不私有化，城市里成千上亿的工厂都私有化了，农民的土地居然仍然集体所有，国家想征走就征走。表面上看是考虑农村社会的稳定，实际上是看中了农民所占有的最大一块资产----土地资产。

    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增长，真正从中得到实惠的是国内的垄断资本、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这种增长即使让一部分人发了财，赚了钱，但对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什么意义，仅仅是看着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在心中积聚起“仇富”心理。北京市最近接连暴出砸轿车事件，石景山、方庄、望京等几个小区的几十辆高级轿车被砸。在芳庄小区，一群民工模样的壮汉手持大锤和铁锹照着豪华轿车就是一顿猛砸。在石景山，这个小区的居民在凌晨4点左右被一阵响声惊醒，早上醒来才知道十几辆轿车被砸得面目全非。这是中国新穷人抗议的开端，是中国式经济发展的衍生品。当一大批无权、无业、无钱、无势的贫民阶层壮大起来后，中国社会又会发生什么新的变动？

    总起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保障手段有问题，它保障的不是均衡发展，而是强权和权势。它口头提倡竞争，但是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竞争。特别是中国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也存在问题，这种赶超发展的第一问题是，它必须使资源集中于一头，打造先进，打造强者，然后才能参与国际竞争，使一部分产业和一部分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这种先进部门很少能反馈后进部门，反而变本加厉地淘汰弱者，从而使社会结构出现断裂，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城乡二元结构更加牢固，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不能普遍改善社会生活的状况，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到底有什么意义？并且，一个严重两极化的社会是否可能支撑起经济的持续繁荣？

六、拨苗助长式的非均衡经济发展隐患无穷，

中国应适当避免精英化的发展道路

     今天必须引起中国注意的是为追求快速增长而带来的付作用，这种外力带来的“GDP”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国工业化发展，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并且速度也可能是短期的。根据价格、就业、平均利润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综合判断，中国8％的增长率相当于西方国家2％到3％的增长率，此时的中国经济实际上是徘徊在萧条的边缘。中国政府虽然尽力将经济增长率维持在接近工业损益平衡点的临界状态，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软弱和暂时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

      在中国，尽管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占人口百分之几的精英阶层开始享受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消费水平，但工业化徘徊不前同时伴随着“弱质化”，再加上农村凋敞，农业的微弱增长不能使农民增加收入，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经济增长率“坚守”7-8％这条“底线”，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者的平均工资呈下降态势，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的经济格局。这就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所说的经济增长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脱节现象的真正原因。

      在工业化进程畸形发展并呈现一部分“强质化”一部分“弱质化”特徵的状态下，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步履蹒跚，少数都市中出现的现代化生活也缺乏稳固的基础。这样的经济结构无法满足多数社会成员今后向上流动的需要，精英圈将越来越封闭和排他。如此格局或许可以支撑现存的精英阶层的富裕生活，但却难以提升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之再生产过程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因此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经济增长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经济结构，它将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要深刻认识中国的经济状况，就有必要透过增长率的“符号”意义，发现决定大多数国民的经济社会地位之趋势性规律。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第一，政府必须受约束受监督，一个无限政府必然与精英之路联系在一起，官员们大搞自我发展。约束政府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民主化，社会民众有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劳工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及罢工的权利[至今我国宪法中还未写进这一条]。第二，将“三个代表”的重心落实在最广大的人口身上，特别是那些贫困人口的发展上，而不是少数利益集团和一些只有象征意义而对人民大众毫无实惠的产业上。具体来讲，那就是今后要放弃一些超高技术产品的发展，多发展一些普通产品。集中资源多发展一些中低档的产品，让70%的人口也能多少享受到一点初级现代化的生活，而不是让一少部分已经现代化了人继续搞后现代化。一句话：精英路线不能再持续下去。第三，放弃一味赶超的发展战略，走均衡发展的道路。这一切都必须有政治制度来保障，有让各个利益集团均衡发言的机会和辩护机会。

    可悲的是，当今的中国，不仅存在着官商勾结，更存在着学商勾结，学者精英们与资本一起合伙制造赚钱的理论和制造舆论。看看眼下的中国，有多少个资本论坛在连番表演，整个社会充斥着资本的观点，惟独没有普通人民的发言空间，某些新闻媒体已经堕落成了资本的婢女，劳工的权利被压低到了极点。更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的代表和理论也垄断和左右了政府的决策空间。整个社会被一种虚幻和虚假笼罩着，缺少真实的描述语言。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作为共产党执政的中央政府还不应该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