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ron(安然)、Worldcom(世通)和Parmalat(帕玛拉特)等公司因丑闻而崩溃后，公司治理改革已经提上许多国家和公司的社会议程。

　　不过，通向“优良公司治理”的道路并不 简单划一。每个国家所采取的方法都受其文化、监管历史和商务传统的影响。企业家和投资者如参与全球经济，却不充分了解对公司治理态度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成本、风险和问题，那么，情况可能就更加复杂了。

　　成熟的高级主管团队正日益认识到这一点，并正在采取措施，达到甚至超过各自国家和行业的治理规范。不过，这样做可能带来一系列其他挑战。

　　例如，毕博公司驻纽约的高级副总裁Christopher Hamilton指出，公司不仅需要面对较明显的一些问题，诸如外部董事的职责及由谁来选举他们的问题，而且公司必须解决提高透明度可能损害客户机密的问题。此外，他说，公司应密切注意其内部文化，因为这影响到薪酬并最终会影响治理。

　　Hamilton说：“跨国界的政治风险和监管裁决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在多个国家从事经营活动是很复杂的。它可以回归到集中与分散的问题。比如，如果你在美国设立公司总部，在欧洲从事经营活动，欧洲的监管机构会按美国规定来调整自己的规则吗？确定采用哪种法律和规定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监管机构需要澄清不同国家采用的不同规则。同时，公司应有恰如其分的本地覆盖面和公司覆盖面。但这很难平衡。出现问题的往往是小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公司需要重新考虑要在哪些国家从事经营的问题。”

　　全球企业治理的复杂性从不同国家如何开展治理改革中可见一斑。

　　德国，是否披露管理人员收入？

　　德国的治理制度尽管与美国大相径庭，但仍相对完善。德国公司是两级委员会体制：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大股东(可能是企业创始家族的成员、银行或政府)和员工代表参加监督委员会，因此他们在公司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

　　德国模式有众多支持者。德国工会和欧洲委员会治理顾问Sigurt Vitols高度赞扬德国模式，认为：“德国治理体制的优点在于，它能在低增长或萎缩行业中保持劳动力的忠诚。”

　　尽管德国的治理传统根深蒂固，但对披露高级主管的报酬这一做法仍众说纷纭。德国电信公司Mannesmann在被Vodafone接管后不久，董事们批准给当时的首席执行官Klaus Esser一大笔离职费。此事披露后，报酬问题便引起了争论。Esser的离职费引发了一场有关董事违反其对股东所负责任的诉讼，一时沸沸扬扬。2003年夏天，包括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Josef Ackermann在内的董事被宣告无罪。但是，德国的高级主管担心，此案将鼓励人们对董事提出其他各种质疑。

　　德国企业治理规范“要求”披露高级主管的报酬，但是否遵守该规范却是自愿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公司遵守规范的程度。Dewey Ballantine律师事务所法兰克福办事处的合伙人Markus Federle博士说，在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上市的30家最大的公司中，大约80%没有披露高层经理的个人薪酬。

　　Federle指出：“是否必须披露管理人员薪酬，议会内部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欧洲共同体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日本，走向透明化

　　日本也在讨论披露高级主管薪酬的问题。但在日本，为了使日本的体制更接近欧美模式，人们在进行一场提高透明度、开展其他实质性公司治理改革的运动；要求更具体地披露高级主管薪酬是这项大范围运动的组成部分。

　　在日本，历史文化传统是变革的重大障碍。ICGN的Ross Goobey指出：“由于日本的共识传统以及大集团互相关连，公司董事会几乎不具有独立性。直到20年前，日本对多数大公司的外国股份比例仍有法定限制，因此日本的董事会并未承受欧美董事所面临的压力。”

　　同时，日本的个人投资者较少，影响力也较弱。日本依赖公司内部股东，股份所有权具有交叉性，这意味着这些机构投资者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外部董事进入日本公司董事会的趋势已经显现，但外部董事在美国拥有的权力，在日本却没有。

　　然而，还是出现了许多有利的变革迹象。由于经济和股票市场长期低迷，日本公司比以前更愿意寻求外部的公私股本来源。这样，日本对美国管理方法的兴趣与日俱增，包括设置独立董事以及设立不同的董事会委员会以负责薪酬和其他事务。

　　索尼公司采取了若干做法，包括将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分离的董事会委员会组织结构。Calvert Group是专业从事社会责任基金投资的共同基金公司，公司资深分析师AlyaKayal赞扬索尼公司所起的表率作用。“日本的普遍观念正在改变：他们日益意识到股东的作用。”Kayal说，“他们的透明度也有所提高，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上。”

　　新兴市场国家

　　在新兴市场，公司治理改革显得更为紧迫，在这里，对成长资本的需求是推进改革的动力。

　　巴西最近在这方面积极努力，表现非凡。尽管许多控制着巴西上市公司的企业创始家族反对这种改革，但政府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坚持不懈地实行企业治理方法的改革。

　　住在土耳其的国际企业治理专家Güler Manisali Darman说，新市场的要求，包括披露控股股东或高级经理的内幕交易，都有利于提高透明度。在新市场上市的公司必须按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或国际财务报告标准(IFRS)呈报资产负债资料。

　　在俄罗斯，要确定改革是否具有实质性，是否能奏效，足以帮助俄罗斯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吸引资本，尚为时过早。纽约市Getnick & Getnick律师事务所的经营合伙人Neil Getnick说，“提高标准将有助于公司获得资金，赢得优惠利率，在外国股票交易所上市，建立合资公司。”

　　公司治理难题无法轻松解决。但是，由于监管机构、投资者和全球商业界等各方面在施加变革压力，有一点是明确的：尽管人们日益关注优良公司治理问题，但仍有许多战术性工作有待完成，如按日益提高的透明度要求来调整技术。公司需要评审其企业内容管理的合规性框架和策略，其谨慎程度应不亚于选举董事会。公司面临的风险很多，但若能按更广泛的全球治理要求来协调其内部流程、系统和文化，这个公司则将具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