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社会学家格罗·詹纳认为，目前已经成型的工业化或市场经济道路主要有三条：日本模式（詹纳有时称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或东亚模式（日本模式的复制与扩大）、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美国模式（有时又称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德国模式（社会伙伴关系模式）。三种模式都是资本主义型的，都有利弊得失。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最有竞争优势的是东亚模式或日本模式，这种模式竞争的有效性甚至迫使美国也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外观下内置了日本模式。但它的巨大成功是建立在牺牲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的。

关键词：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美国模式

格罗·詹纳（Gero Jenner），德国社会学家，亚洲问题专家。著有《日本——正在西沉的太阳？》（1997），《失业的社会》（1997），《资本主义的未来》（1999）等。詹纳认为，20世纪末工业经济已经在西方国家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许多人提高了生活水平，人口的数量也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和老牌工业国家平起平坐的伙伴，不仅如此，它还凭借其经济的强大超过了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战后东亚其他岛屿国家和地区——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乘着日本模式迅捷地起飞。为什么是日本模式赶超了西方，而“在工业发展的世界马拉松竞赛中的输者恰恰是那些美国模式理论规则的忠实追随者”？[1]詹纳在美国模式的观照下对日本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得出了日本模式是现代化起飞的“最有效的发展工具”[2]的研究结论。

一、两种工业化道路：日本模式与美国模式

目前已经成型的工业化道路主要有三条：日本模式（詹纳有时称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或东亚模式（日本模式的复制与扩大）、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美国模式（有时又称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德国模式（社会伙伴关系模式）。三种模式都是资本主义型的，都有利弊得失。詹纳着重分析了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因为这两种模式对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彼此之间有着强烈的竞争。

日本经济模式是以内部团结一致为前提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小，缩小收入差距的“捐献”来自社会各阶层，从经理阶层获得的部分要比从下层职员获得的部分更多。决定的做出不仅仅来自于上司的命令，同时也通过协商与妥协而达成。从某些方面来看，日本模式从内部的公正性来讲要优于美国模式，它的强大首先是基于民族团结实现的。其以微不足道的社会紧张实现了工业建设，国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人民为未来而工作，尽管这在当时导致了闲暇时间、度假和个人自由的丧失。日本模式不太令人愉快的特征是其对于外部世界的作用。它对内导致团结一致，对外则表现为很强的寄生性。日本侵略性的出口战略在增加本国财富的同时，也使得其他国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其不断用自己的产品替代别国产品或将别国产品排斥到市场之外。有人说，日本的成功——以及其他的所有模仿这一模式获得成功的国家——都是以其他国家打开进口边界为前提的，而它自己的工业却对购买采取排斥政策。日本人并没有强行推广他们的模式，也不愿意推广他们的模式，因为推广日本模式的结果必然是日本扩张性市场的被挤压，从而造成日本经济的衰退，更何况鉴于其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性战略，也使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3]但日本模式在东亚确实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与东亚地区共同的社会文化结构有关。由于日本模式的基础是全球开放性的自由市场（除本国外），日本模式的推行恰恰需要新自由主义模式为它开道。

美国的经济模式的依据是古典盎格鲁·撒克逊理论，该理论认为，贸易是促进公众福利改进的最好方式。像企业这样的利己主义个体应该拥有完全的自由，因为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之下，企业可以通过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来使社会整体福利以最好的方式得以实现。国家的干预——国家利己主义的作用则是一般利己主义有益作用的例外，它成为一种破坏性因素，因为它以多种方式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自由，并且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美国模式合乎逻辑地推出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结论，而国家应该进一步放松管制以便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由于美国准备将自己的市场放开，它相信它有这种权力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宣扬其推广经济的原则。基于这种的权力，它可以利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将这种准则向别国强行推广。推广的工具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组织按照美国的意图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来推动所谓“结构性调整”以实现全球性的经济整合。[4]虽然美国强行推广它的经济模式，但詹纳认为，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尤其是日本的挑战下，却日益“日本化”，在美国模式的内部镶嵌的是日本模式，但保留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外观，而这恰恰是日本模式能够发挥威力的最好的理论和政策武器。纯粹的美国模式恰恰不在美国，甚至也不在现实之中，只是一种理论建构和经济乌托邦。

二、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根本差异：国家与个人之间

日美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根本差异，事实上是如何看待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日本坚定地使企业的决策符合国家的目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存在于导向本国福利增长的企业民族义务之中。对内谋求社会公正并寻求平衡，但它却经常性地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的成就建筑在其他国家付出代价的前提之下。对经济的理解也很简单，将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视为宗教，只负责拯救其所选中的民族，对于其他国家或者全人类的福祉则考虑得很少或者完全不予以考虑。[5]

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不仅仅将个人或企业的利己主义作为主导原则，而且将国家利己主义也放在第一位。所以只有当国家拥有正确的意愿而且其目标能够实现时，才能产生对本国人民长期福利最为有利的前提。这种模式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将公众的福利放到了前面。对个人利益或者企业利己主义的追寻最终导致了全人类的福利提高。在这样一种信条下，基督教式的勤奋、使命般的需求感在世俗化的形态中活跃起来。这种模式可以通过经济使所有人们不再依赖他们的民族、宗教以及文化信条。妨碍自由竞争的最后障碍被清除了，这是一个准宗教式的内在冲动。作为一种宗教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它是作为全球的福音书而出现的。美国比较容易将自己的经济模式推荐给世界其他国家并且在必要时采取强迫的手段。[6]

三、从日本模式到东亚模式：为什么日本模式更有吸引力？

日本模式由于对内具有社会效果而引人注目：对国民的保护以及导向团结一致的动员能力。日本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型”的，民族主义导向非常明显，甚至成为一种经济宗教。

詹纳观察到，不仅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是日本模式成功的追随者，就连巨大的中国也在走向这种模式。然而，由于日本模式是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上，一旦其他国家竞相采用它，国际经济联系就会崩裂，它的作用就会消失。这是日本模式的经济战略的致命软肋。但是，“这种很容易认识到的片面性却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来，以至以引起了一种对日本模式普遍的要求。”美国模式显然没有日本模式有吸引力，虽然它“会对外以至于对全球带来公正，但它只能通过其预言及普遍主义的好处来吸引人。”[7]

四、东亚起飞的“奥秘”：“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动机”

20世纪后半叶，东亚起飞的“奥秘”，既得益于“各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帮助” [8]，也要归功于“美国充当了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 [9]。

日本和亚洲小龙国家和地区通过对经济进行控制有力地促进了出口，抑制了进口。直到今天，日本仍然存在着专门的国家机关来系统地指导企业应该如何开拓国外市场。同时国家也想方设法将别国商品拒之国门之外，因为这些商品会对本国工业产生竞争威胁。[10]

由于美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持续繁荣，并且向工业赶超国家打开了自己的大门。日本因此才能通过向美国出口使本国工业以超过自身需要的规模扩展，并由此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同样的方式，“小龙国家和地区”——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之后是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先后从美国的开放政策中获益。“开放的美国市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毫无疑问，美国充当了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11]

五、东亚模式的几个重要特征

东亚模式所具有的特征，刻有东亚历史和文化的烙印（东亚国家和地区强调社会责任和社会团结，崇拜国家，信任政府），它不容易向外移植。像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采用这种模式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格罗·詹纳认为东亚模式有如下重要特征：

其一、“生产型经济”而非“消费型经济”。中国台湾和韩国都没有建立消费型而是建立了生产型经济，它们需要其他消费型经济体作为其产品的购买者来促进本国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他们对外保护自己的市场，以此使自己幼稚的工业免受外国先进技术产品的冲击。它们一方面不允许资金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国内的储蓄者更愿意从外国银行获取高额利息，以此推动自身的建设。它们想方设法地使本国消费者承担比国外消费者更高的价格。它们以国内居民短期内付出的代价来换取出口获利不断加强型工业的长期发展，并以此来重建稳固的经济基础。[12]

其二，“国民财富更均匀的分配”而不是“国家财富被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东亚政府强迫其居民充当了牺牲者，但这并没有激起本国居民持续性的反抗，原因就在于“随之而来的财富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在社会各阶层中得到更均匀的分配”。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表现出了值得关注的很小的收入差距。据泰奇·萨凯亚《日本是什么？矛盾与变迁》（纽约，1993）的统计，占日本20%上层阶级的收入仅仅是占日本20%的下层阶级的3倍，而在德国是6倍，在美国是9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由此才能使得人们能够赞成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但与之相反，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国家财富被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毫不奇怪，这将导致社会状况的恶化。“小龙国家先后采取了日本的模式，而且谁仿效得越忠诚，谁获得的成功就越大，谁偏离了这一模式，谁受到的伤害就越大，这表现在收入的差距上。”[13]

其三，“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而不是“完全信任外国投资人”。日本具有对外国先进技术和新方法很强的模仿能力，它限制外国投资人进入本国，原因在于日本人担心这将会引起依赖性。日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首先表现在依靠自己的储蓄来建设。韩国过去向国外借入了大量的贷款，后来它也决定要保持一个不断发展的、均衡的工业结构。其他的小龙国家，如泰国和马来西亚则完全信任外国投资人，由此沿着一条片面工业化的进程前进，这些国家和地区眼以日本模式作为发展导向，也曾经非常成功。但除了中国台湾和韩国外，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结构非常薄弱，如果外国投资人突然撤走就会导致生产的中断。[14]

其四，“强制储蓄”而非“天生喜欢储蓄”。格罗·詹纳不同意“日本人天生喜欢储蓄”的“天真”的“民族性格论”。他认为日本政府通过大量限制消费（如严格限制对外国商品的进口；直到1963年，法律不允许普通的日本民众去国外度假，日本的国际航线少，其价格远远高于国际水平；人为地削减用地，造成典型的住房“瓶颈”，大多数日本人至今仍然很难购买私人住房），以督促储蓄，从而得以实现了为工业提供大量便宜资本的目标。它们利用这种政策取得了超过别国的成功。仅仅在这个人口仅为世界人口2%的国家，它的储蓄额竟然高达世界储蓄总额的50%。[15]强制储蓄在工业发展的初期是有成效的，但日本已经是一个技术领先的工业国家，为了在本国实现从目前的集中出口到消费的转化，给经济以动力，必须减少储蓄，扩大消费。否则会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而窒息。[16]

其五，“国家专家政治”而非“深层民主化”。“在同时代所有的工业国家中，应该说日本与专家政治的模式最为接近。”事实上，“这个国家就像一家工厂一样运转，表面上看起来很成功、很合理、很有效率，而且还可以单方面满足特定的目标任务，尽量减少摩擦的损失”。[17]日本企业是不太具有民主性的，它的目标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而这个目标是外界（国家）赋予的。这同样适合于整个国家的公众。日本人心甘情愿地跟随处于领导地位的技术政治家走下去。日本人服从国家目标，相信政府为民负责，信任专家会作出正确的决策，习惯与公共媒体保持一致，思想与文化方式单调。“事实上，‘官僚权威主义’的名称对于日本来说是第一位的。在普通人的思想中，公共权威机制和社会是混淆在一起的，并且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核心’。”[18]日本的例子证明，“经济成功的国家不一定会像它保证的那样在深层上发展民主”。当他们特别重视社会责任感时，公民时刻准备着接受对自己权利的限制。[19]日本的专家政治在增加物质福利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付出的代价是“剥夺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在许多领域中有着惊人的单调。”[20]但是，“日本的模式不仅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南亚国家被借鉴，而且在整个亚洲范围内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21]格罗·詹纳强调：“西方人相信，将越来越多的人组合到生产过程之中，同时又必须要达到民主，这无疑是个神话。”[22]

社会团结和社会责任是东亚模式实现成功飞跃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团结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民朝向共同目标的责任心可以对抗任何强大的外国压力。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成功的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一定是首先与社会团结的基础相联系的，这样才能调动人民共同努力来实现工业化发展。”[23]工业化最快的那些国家要归功于它们偏离美国模式的成功。它们越是优先考虑本国发展战略，而不是优先考虑私人力量，它们就越是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过多地依赖外国投资者；它们越是通过阻挡外国进口的方式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通过降低消费者当前的欲望以促进长远经济目标实现的决心就越大，它们的成就就越显著。它们并没有压抑竞争，相反促进了竞争，同时竞争的负作用通过私人力量一直要服从于使经济变得强大的民族目标而得以减轻。日本模式的成功是惊人的。美国历史学家尼科斯·克拉夫特（Nichoals Craft）认为，美国达到英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花费了100年的时间，而日本达到美国的水平却在战后10年就实现了。[24]

六、美国经济如何战胜日本经济：“以日本的手段应对日本的挑战”

怎样解释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曾经如此强地压倒美国经济，而美国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转败为胜呢？有人更多地把它归结为外部原因，诸如冷战结束后美国转向主要从事经济建设，从而加强了对日本和欧洲的竞争力，还有美元的贬值等，但格罗·詹纳认为，仅有这些外部理由来解释美国经济的高涨是不够的。关键的是“美国开始以日本的手段应对日本的挑战”[25]，从而揭开了“美国经济的日本化”过程。

首先是效仿日本长期采取的货币低价位战略，实行美元的贬值，以刺激出口。但这仅仅是美国有意识控制经济的第一步。

其次是效仿日本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一方面要求向美国市场出口的国家“自愿限制”它们的出口，从而挤压它们的市场空间，变相拓展美国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通过新自由主义战略不断向其他国家直接拓展美国的市场空间（新自由主义教条的表象正是开启外国市场大门的有利的理论武器。也提供了有目的地保护和资助本国工业的国家政策的最好工具，可以限制其他国家进入自己的市场）。

第三是在国内直接采纳经济的国家干预主义。一方面要求为军事战略服务的技术必须同时能够为民用服务，另一方面开始像日本一样由政府有目的地为统一目标而动员经济。如政府直接为私人公司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私人公司屈从于国家的战略目标。“美国只是在理论上捍卫其纯粹的自由放任的理论，而在实践上却执行国家干预的工业政策，与它所鼓吹的理论正好相反。”[26]

“不仅是美国政府而且美国企业也采取了日本模式的特点”[27]。它们推行不断占有增长的市场份额的策略，将自己的产品和管理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并投入巨额的研发费用，以有效对抗国际竞争。甚至美国企业还仿效了日本企业的组织形式：“瘦身生产”，即将企业划分成小组来承担具体的工作责任，并由此取得了不断增长的业绩和持续的工作效率的改善。

七、日本模式得失

日本模式值不值得全世界效仿？其他国家能不能够效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效仿？格罗·詹纳认为，日本模式有得有失。作为后进国家“最有效的发展工具”，美国模式是失败的，而日本模式是成功的，并且在东亚地区取得了惊人的迅速的成功。甚至迫使“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也更弦易张地“日本化”了[28]。但它的巨大成功是建立在牺牲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的。

第一，作为“最有效的发展工具”。日本模式在亚洲和美国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毫无疑问，出口加上节约以及对本国工业的保护这些因素成为本国工业起步发展最有效的工具”。[29]没有哪个先例国家像日本这样从不发达状态迅速腾飞取得如此成功，也没有哪个地区像东亚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竞相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东亚国家和地区不但在短期内获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而且通过对内实施公平的社会分配将社会紧张程度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上。

第二，“本国人民生活在紧缺之中”[30]。日本经济模式无疑具有“不可争辩的优点和功绩”，但“当它不是为发展中国家所控制而是由发达工业力量所控制时，它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31]东亚各国表现出了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水平，它使世界上其他地区充斥着过剩的消费品，但却使本国人民生活在紧缺之中，消费品包括住房都变得非常昂贵，生活水平受到限制。

第三，“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寄生性的”[32]。日本经济模式以其他国家的市场向日本商品开放作为前提条件。当发展中国家能够生产的出口商品的数量没有超过发达国家的需要量时，发达国家可以就很容易接受赢余。在60和70年代美国市场吸收日本的商品输出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同样能接受日本的跟随者——其他新工业化国家的出口。但这种政策必然会遇到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当一个出口导向的工业力量进一步推行这样一个相同的处方时，当日本的出口不断增加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生产就只能不断减少（其他国家收缩国际市场甚至让出本国市场）。如果世界市场达到了饱和状态，引发出口竞争与贸易大战，触发出口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模式就会走向衰退。

结论

德国学者格罗·詹纳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种经济制度的胜利还是失败？》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了严格的区分，认为“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等量齐观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33]。应该看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强大的经济工具对于创造财富和福利是有效的。市场经济本身既不好也不坏，既不对社会有益也不对社会有害，它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伤害。人类在将来仍然要依赖这种工具，它要跨越很长的历史时期。但市场经济本身不能自动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没有什么观念比市场经济均衡信条所造成的混乱与损害更大的了。当社会缺乏明确意愿的表达时，社会中的私人力量就会将市场经济转化成破坏的工具——资本主义。在自动达到的非均衡过程中，私人力量最终扮演着反对公众利益的角色。“资本主义是一种有害的市场经济形式”[34]，是“市场经济的丑陋外观”[35]，其中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它是一场强者对弱者，金钱对效率，总体经济对人类自然生存条件的战争。缺乏社会利益导向的工业文明是没有前途的，而危害社会并损害自然界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则更是危险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出的诊断直到今天仍然是合乎时代的”[36]。

詹纳认为目前已经成型的工业化或市场经济道路主要有三条：日本模式（詹纳有时称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或东亚模式（日本模式的复制与扩大）、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美国模式（有时又称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德国模式（社会伙伴关系模式）。三种模式都是资本主义型的，都有利弊得失。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最有竞争优势的是东亚模式或日本模式，这种模式竞争的有效性甚至迫使美国也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外观下内置了日本模式。但它的巨大成功是建立在牺牲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的。从詹纳的分析来看，比较而言，詹纳认定日本模式的市场经济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有捷足先登的优势，而美国模式的市场经济在“公正”和“福利”方面似乎得到詹纳更多的同情。

不管资本主义采取那种外观，詹纳认为，“资本主义”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的破坏性最强的工具”[37]。詹纳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不可能有未来”[38]。他本人主张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他又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或“民主市场经济”，即“一种为社会服务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必须“代表公众的利益，为国际分工、公平分配或人们的和平提供最好的基础。”[39]不过，詹纳也知道建立这样一种市场经济是不容易的，“人类社会的条件总是不断变化的”，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只是一个“只能一笑置之”的“乌托邦”，“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没有一个经济体系能够在特定的机制上永远保持公平”。[40]按照詹纳的逻辑，如果任凭市场经济这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淘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日本模式的市场经济将淘汰其他模式的市场经济。詹纳的方案将如何实施呢？